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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为解决传统现浇涵洞存在的施工周期长、易错台、蜂窝麻面、保护层厚度合格率较低等质量问题，项目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开展装配式涵洞在高速公路建设领域的大规模应用与推广。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表示，此举措能快速解决有关人士因证件遗失损毁或忘记携带而产生的“出行难”问题。可以说，新政策以“小证件”推动“大融合”，是便民之举。

　　连续不断的历史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的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其创新性。这种创新性突出体现在思想、科技、制度等方面。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在人性、道德、政治等方面提出了独特见解；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哲学思想更加开阔；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思想领域的创新发展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同样令世人瞩目。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之作，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制度创新也为世界所称道。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等使得中国具备了高度统一和稳定的政治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体系。

　　去年以来，中国对多个国家单方面免签。截至目前，中方已经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施行单方面免签；还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互免了签证。此前的6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惠灵顿总督府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希望新方为中国公民赴新提供更多便利。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罗森：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例如，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而我们熟知的白瓷，也源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我的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许多装饰图案，如特定的花纹、植物图案等，最初可能源于西方，随后传入中国，被中国工匠改造、创新，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这种文化交流，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