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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近日，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富春镇全面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志愿服务主题活动。一时间，富春镇内各方力量踊跃参与。机关干部凭借专业知识与出色的组织能力，为活动开展筑牢根基；各村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服务一线；热心村民熟悉乡情，成为志愿服务不可或缺的力量。各方迅速集结，以实际行动凝聚强大合力，绘就乡村温情新画卷，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实际支持。

　　激发劳动者潜能，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马克思曾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激发劳动者的潜能。具体而言，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打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特别要努力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极大增强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电影《哪吒2》的故事性很精彩。其中部分人物采用方言配音能够展现出活泼感。这种活泼感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放在一起，成了一种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表达。”ACG(动漫游戏)爱好者、台湾青年杨女士说。

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并形成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而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