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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人才、医疗、文化等交流合作，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感可及。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追踪(本报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拔尖计划”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学情调查。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机器人思考几秒后回答：“我听说堤角公园是武汉十大必打卡赏樱胜地之一，这里有22个品种、共计1300多株樱花树，一定美得让人心醉，我当然要来看看啦！”

　　设计创新、施工创新、管理创新、科研创新、“四新”技术……在上述工程指挥部，展板上一一列举项目建设的亮点，项目整体呈现“两高、两难、七首创”的特点。

　　广州中院二审审理查明，1999年起，颜俭赞利用族亲关系和利益关联，通过拉票贿选等手段长期把持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沙涌北村三社社长职位，安排团伙成员在村社相关岗位任职，结伙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颜俭赞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大肆垄断集体建设工程，侵占集体物业，强迫市场交易，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实施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当地治安管理、市场交易秩序，在当地形成非法控制；实施行贿，借职务之便受贿，严重败坏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