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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该论文介绍,细菌演化出了能够杀死真菌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被用于开发人类用的抗真菌药物,但其耐药性非常普遍,传统抗真菌药物的开发策略(例如测试环境样本中发现的自然产物的活性)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少,因为这些尝试通常导致重新发现与已知靶点结合的化合物。
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量子保密通信是迄今唯一可实现“信息论可证”安全的通信方式,将大幅提升现有信息系统的安全传输水平。目前,基于光纤链路的城域城际量子通信已发展成熟并初步得以应用,为实现远距离乃至全球化的量子保密通信,需要克服光纤存在的固有损耗以及难以覆盖全球的问题。
在高中课内成绩优异的前提下,保有长期持续的科学兴趣比各种超前学习经历能更好地预测拔尖学生的大学发展。可以说,真正成大才的关键条件,是“才能+兴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比如,东莞在今年2月提出,设立最高5000万元“算力券”,对制造企业、软信企业、高校院所等通过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租用市内外智算资源的,按不超过实际服务额50%给予每年最高100万元资助。
辽宁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近年来,辽宁不断加大开门迎客力度,2024年来辽外籍人士增幅达79.7%。
罗森:我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特别关注其早期的来源。中国早期的兵器深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常与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人作战,面对他们的南下进攻,中原地区的人们需要反击,于是开始模仿西伯利亚的兵器。这些兵器由中国工匠自行制造,但其风格和设计明显源自西伯利亚传统。如果你仔细研究商代的兵器,比如安阳出土的商代兵器,会发现它们与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兵器高度相似。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