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中学近 5 年本科升学率、一本率、重本率全面梳理: 影响范围广泛的事件，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2015年，上海交大从闵行校区西北角几栋闲置厂房起步，建设师生创新创业聚集地“零号湾”。2018年，学校、上海市科委、闵行区共同推进“大零号湾”建设。短短数年间，“大零号湾”汇聚了4000余家科创企业。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村民们告诉记者，在过去，鼓楼还是讲“款”的重要场所。“款”在侗语中指法律条文，历经演变成为侗族民间的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乡风文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今，寨子里的五座鼓楼依旧是共商发展、解决纠纷、举办庆典等要事活动的场地。对村里大家关心和急需解决的事，肇兴村都会组织村民开展协商，运用“村规民约”，让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处理结果让大家心服口服。

　　周二中午11时，位于宜山路光启城4楼的“馨乐汇一日聚”已座无虚席，十几桌全满，顾客清一色都是老年人。除了用餐，他们还自发举行了一场防范电信诈骗宣讲会。这样的场景在工作日的午休时间极为少见，客流量是其他饭店的两倍，整个商场独此一家。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普通餐厅，更像是饭店、会所、日托养老机构，甚至是老年大学的综合体。

　　楚雄3月20日电 (陆希成)清明节临近，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园艺公司生产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穿梭在花海中，熟练地采摘白菊花，随后在包装区有序地将花朵分类、打包。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金聪告诉记者，“这几天是发货高峰期，平均每天要运出两卡车白菊花盆栽到昆明，供应清明节市场需求。”

　　在“因地制宜、创新探索，做亮特色、做强典型”这一思路的引领下，庆阳各特色村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形成了赶超发展的火热态势。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