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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禹金涛介绍说,山东将引入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打造“闭源+开源”的一体化大模型服务生态,构建平台建设集约、技术体系先进、服务能力多样、多路线竞合发展的服务格局,同时构建全省统一的智能算力训练资源池,为各行业领域模型训练调优提供有力支撑。
昆明3月20日电 (记者 韩帅南)20日,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2025年1至2月云南省经济运行情况,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其中,高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5%、6.3%;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2%;新能源电池产业、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2%、7.4%。
正值春季,万物复苏,中国各地游客踏青出游需求旺盛,注重“慢旅行”的老年人正逐渐成为春日错峰出游“主力军”。其中,“银发旅游专列”这一出行方式深受老年游客欢迎。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3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57.9,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已经降至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值。
从晏城枢纽出发,跨越近24公里,穿越德州市齐河县和济南市槐荫区、市中区,到殷家林枢纽结束……在京台高速齐河至济南段(下称“齐济段”)改扩建工程项目指挥部,工程可视化展示画面将参观者的视角引向高空,俯瞰整条线路。随着视角“推进”,这条双向12车道的高速公路令人倍感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