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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扬介绍了去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在加强行政性垄断监管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表示，下一步，总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开展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强化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着力解决限制企业迁移、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限制招投标、设置隐性壁垒等突出问题，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博汇股份被要求补税5亿元，则是因为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被税务部门认定需要按照重芳烃缴纳消费税，博汇股份对此不认同，最终是否补税、如何补税等仍有待税企双方良性沟通。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象州县农机中心高级工程师韦崇新说：“机械化工厂集中育秧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技术标准，可以保证秧苗质量的一致性，是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水稻高产稳产的技术保障，不仅节省劳力，降低成本，还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0日，首场个人养老金制度“进校园”宣传推介活动在新疆医科大学举行。活动现场，专家分别围绕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关政策、个人养老金开户流程、保障措施、推广服务情况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并设置互动答疑，为与会人员提供“一站式”宣讲和解答服务。

二是聚焦年轻新势力，打造产业生态优势。上海科创资源丰富，是年轻一代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海瞄准新领域新赛道，鼓励更多年轻人在产业创新中“挑大梁、当主角”，在城市发展中“创大业、展宏图”。特别是，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打造“模速空间”“模力社区”，成立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打造全链条、全要素开源服务体系，优化产业生态，增强创新浓度和开放力度，更好让年轻人在上海施展才干、成就梦想。

而这次展览主要聚焦中世纪及其后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就是汉代之后的变化。但我想强调的是，汉代之前的阶段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先前奠定的基础，丝绸之路就不会形成。丝绸之路的存在，依赖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以及特殊的气候条件等，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丝绸之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次展览关注的是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之后的情况，但在此之前，新疆地区早已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部落和文明。当汉朝的军事力量进入新疆后，更多规模较小的商业活动开始兴起。同时，佛教也沿着这些商贸通道从西传入。在展览中，你会看到佛教文化从西向东的传播脉络。如果再往前追溯，在更早的草原时代，青铜冶炼技术和牲畜（比如羊、牛和马）也是从西传入到中国的。这片区域自古以来便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与物产交流的枢纽。而中国自身的农业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中国古代乃至现代最大的优势之一。同样，西亚和欧洲的农业也很发达，但我们的农业模式更倾向于混合农业，即结合了畜牧业和种植业，而中国的核心农业区则主要依赖于种植业。虽然甘肃、陕西等地区也有畜牧业，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和畜牧业是相对分开的。在研究丝绸之路时，这些方面都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