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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

　　王沪宁表示，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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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更像是为了营销和吸引游客而制造的噱头。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蜀国的文化仍然与中原存在显著差异。直到公元前4世纪秦国征服蜀地之前，蜀地始终未真正融入中原文化圈。不可否认的是，与石峁相比，三星堆的宣传确实做得更成功。同时，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展现出鲜明的地方风格。三星堆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颗璀璨明珠，但若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三星堆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突出。三星堆的确代表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其中的器物风格在中国其他地区较为罕见。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良渚文化，良渚同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有句常话，“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的文化”，三星堆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案例。三星堆的居民从中原地区学习了青铜铸造技术，但在器物的造型设计上完全遵循自己的审美理念。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描绘这样一幅图景：中国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和西亚的文明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石峁遗址的重要性远超三星堆遗址。

　　除了新鲜，芽菜也蕴含众多风雅之事。《红楼梦》里有吃油盐炒枸杞芽的描写；庄子《逍遥游》中写道：“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老人高寿也称“椿寿”……“其实我以前不太喜欢吃芽菜，觉得有点苦，后来看到《红楼梦》里写贾府在饮食上讲究用时令蔬菜，感觉挺健康，也就开始多吃了。”杨智涵说。

罗森：以前的教课任务繁重，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研究。我眼力很好，擅长观察。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研究，不过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我首先得弄清楚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所以，那25年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博物馆的地下储藏室里，一件件地仔细查看那些文物。大英博物馆里的早期中国文物，我几乎都认识。换到现在，那段经历可能很难再有了。当时博物馆的管理比现在宽松，而现在，如果策展人想进文物储藏室，得先获得许可，再向安保部门报备，流程要复杂得多。除了熟悉馆藏，我还要写文章，因为研究工作是获取经费的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学，资金来源都与研究成果挂钩。此外，我还要策展，要去美国、日本考察不同博物馆的馆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1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打基础。后来我去了大学工作，生活方式、科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