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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廖胜凯等科研人员与多家科研机构协同攻关，在星地量子通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例如，在“星”方面，突破系列关键技术，研制出国际首颗量子微纳卫星“济南一号”；在“地”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小型化地面站系统，大幅降低重量便于快速部署。

闲谈中，我得知罗森教授已将许多关于西方艺术与建筑的藏书捐赠给了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她不仅在传承知识，也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友谊。恰巧，昨天我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览，采访便从这里展开。

　　近年来，岛安林场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积极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探索出一条“林海生金”的绿色发展新路径。曾经的伐木工人孙彦龙放下手中的油锯，转身开始种植“仙草”灵芝。

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抢新机、赢先机，群山阻隔的贵州，建成了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聚焦算力、赋能、产业三个关键，贵州扎实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十一)强化临床价值评估。依托专业机构，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利用循证医学等手段，开发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大模型，促进人用经验向临床证据转化。构建中成药临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路径，健全临床应用指南规范，有序推动评价结果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协调联动。鼓励开展已上市中成药评价研究，提升临床价值证据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