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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后，原则上应当由经营主体自主履行注销义务，这是公司被行政处罚之后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然而实践中，不少经营主体遭受行政处罚后没有充分动力去履行注销义务，甚至幻想继续以公司名义从事违法行为。

　　鱼晓辉说，其实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因为只接受套餐预订不接散客点餐，食材都被精准计算，没有浪费，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极大降低成本。中午到晚餐时段，对餐饮企业来说，本来就是闲置时间，服务老人没有增加太多成本。老人感受到实惠后，又成为“自来水”，加上会员群运营有道，获客成本极大降低，复购率在50%以上。“所以薄利多销有得赚，保持微利，不用担心倒闭。”

　　“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最初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绿野仙踪餐’感觉很有意思，自己尝试后已经坚持了半个月。”在浙江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单晓婵是一名“00后”，最近她每天自带“绿野仙踪餐”上班。

　　长三角的背包客、帐篷客、自驾客、拍客已迈出踏青步伐，寻找大自然带来的“春日多巴胺”。从明城墙下的暗香浮动，到秦淮河畔的落英缤纷，在社交平台上，年轻人纷纷分享起自己探访南京，在千年文脉与绚烂花事中感受古都春色的经历。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据路透社19日报道，华尔街巨头摩根士丹利计划于本月底裁员约2000人，裁员人数约占员工总数(不包括财务顾问)的2%至3%。知情人士透露称，此次裁员与当前市场状况无关，旨在提高运营效率。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