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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我们团队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的调研，总体上来说，拥有“竞赛获奖”“完成科创项目”或“提前修读大学课程”这三类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成就发展相对更出色。

　　农业技术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成为村民的“科学种植引路人”。针对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志愿者们依据不同作物特性，现场示范科学种植方法，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控，一一耐心解答。种植户董兰庆激动地说：“以前种地光靠经验，效果不太理想。听了志愿者的讲解，学到好多新知识，今年丰收更有盼头了！”

　　今年，张掖全市被纳入水利部水预算管理试点地区，推行“水预算”管理模式：甘州区6.9亿立方米用水指标被细化到每块农田，支渠分水口安装智能控制系统，精准控制水量。

丽江古城有800多年历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场春雪过后，丽江游人如织。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了解古城营建历史、纳西族民居特色和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十分兴奋，争相问好，有的还弹奏乐器、载歌载舞欢迎总书记。习近平频频与大家互动交流，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他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

　　中华文明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强调孝道、忠诚等传统道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个体的修养和内在的精神追求；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裕，更注重人的发展，强调敬畏生命、尊重他人、自我完善、社会责任、集体利益等，这些价值观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弘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倡导仁爱、忍让、谦虚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保护等。这种智慧和理念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基础。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比如，东莞在今年2月提出，设立最高5000万元“算力券”，对制造企业、软信企业、高校院所等通过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租用市内外智算资源的，按不超过实际服务额50%给予每年最高100万元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