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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并形成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而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独具特色。

　　四要推进中药药品价值评估和配备使用。开发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大模型，促进人用经验向临床证据转化。加强中药配备使用，优化中药集中采购、招标采购政策，实现优质优价。

　　新一期的调查数据显示，同样是进入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高中学科竞赛获奖学生比没有这类经历的学生在大学成绩显著更高，另两类项目没有显著的成绩优势。有学科竞赛和高中科创经历的拔尖学生比没有这类经历的拔尖学生显著多发表约1篇论文。参与大学先修课和高中科创经历的学生比没有这类经历的学生自我感觉更好，在学习动力、专业兴趣和自信心上均高8%左右。拥有三种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更经常产生创新的想法，更倾向于向他人推介自己的想法并力争获得认可，也更会力争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科研构想。

　　今年2月13日下午，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座谈会。这场座谈会并未冠以“人工智能”之名，但是在阿里云、宇树科技、强脑科技等20家企业、高校、科创平台和科研院所负责人的发言中，内容都包括加强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创新、拓展AI应用场景、构建创新互助平台、优化人才服务政策、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恰当的“过度教育”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学生而言，当学生在志趣态度和才智力量上都缺乏准备、但学习任务却已多到无法消化，他们只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一旦受教育的时间结束，就会愤愤然地放弃所学的一切——这才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应当坚决予以制止的“过度教育”。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毛宁：我注意到有关报告。关税等贸易壁垒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经贸分歧应当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而不是让全球经济承担代价。对中国来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