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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中期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增长预期，认为一些国家近期采取的贸易壁垒措施将影响世界经济增速，导致通胀上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习近平强调，云南民族众多，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

罗森：我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特别关注其早期的来源。中国早期的兵器深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常与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人作战，面对他们的南下进攻，中原地区的人们需要反击，于是开始模仿西伯利亚的兵器。这些兵器由中国工匠自行制造，但其风格和设计明显源自西伯利亚传统。如果你仔细研究商代的兵器，比如安阳出土的商代兵器，会发现它们与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兵器高度相似。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兴趣型竞赛生的学习成绩与功利型竞赛生是没有差别的，竞赛生在大学的成绩更优是普遍特征，控制多项变量时都能得到这个结果。换言之，竞赛成绩、大学成绩都不能识别科学兴趣。这与一些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所感受体会到的经验相符——学业成绩虽然重要，但远远不够。

黄土的影响不仅限于墓葬，它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首先，黄土覆盖了岩石，使得金属矿藏难以显现，这或许是中国较晚进入金属冶炼时代的原因之一。其次，黄土覆盖了大面积的石料资源，使得早期建筑主要依靠黄土，人们用夯土建墙、建房，甚至挖窑洞居住。更重要的是，黄土的特性促成了“台基”（即建筑物的高台）的发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商朝之前），人们就在黄土高原上修建夯土台基，并在其上建造重要建筑。这种做法不仅能增强建筑的稳固性，也有助于防御外敌。台基越高，建筑越重要。这一传统延续至青铜时代，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遗址的建筑都依赖台基。这种建筑形式甚至影响到紫禁城，其主要宫殿同样建立在高台之上。有趣的是，即便在西方模仿中国的建筑风格时，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高台结构的影响。表面上看似砖石砌成，实际上内部多为夯土结构，仅外覆一层石材。我当年写《莲与龙：中国纹饰》时，还未涉及“台基”这一概念，但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中，我在结论部分特别补充了部分内容，将“台基”这一建筑传统纳入其中。你去过石峁吧？我认为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石峁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北部，是经济模式变革的关键区域。随着牲畜的传入，当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是石峁，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渭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区域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例如，在山西碧村，也发现了与石峁类似的建筑结构。这两处遗址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为更好地向外国友人介绍茶文化，杨雅琴在学习宋韵点茶技艺的同时，还积极学习多门外语，“希望能更好更精准地介绍西湖龙井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