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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科技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创新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力量。每一次生产力飞跃,都是由科技革命引领、由颠覆性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就要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布局产业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引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模速空间”的例子。”张英介绍,为了吸引集聚全球AI创新企业和人才,上海打造了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器——“模速空间”,推出了6万方产业载体,打造了算力调度、开放数据、评测服务、金融服务、综合服务等5大功能平台,为创新企业和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支持。短短一年多时间,就集聚了100余家大模型企业,带动周边落地200多家AI企业、100余家投资机构,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邻居就是合伙人”。如今,“模速空间”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已举办200多场AI青年先锋论坛、沉浸式AI体验展、项目投融资路演、场景对接、成果发布等活动,成为国内外年轻AI人才的创业热土、创新乐园。“值得一提的是,空间内超千名从业者中,近1/3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多企业创始人、CEO、CTO平均年龄不到30多岁。”
北京推动开放创新,外资企业落地数量创新高。8家知名外资药械企业在京新设研发或创新主体,辉瑞、丹纳赫、沪亚生物均为首个在京实体。礼来、拜耳、默沙东等新设创新中心,助力本土创新药械品种转化、上市和出海。推动赛诺菲、诺华、阿斯利康等重大产业化项目顺利落地,其中,赛诺菲将投资约10亿欧元,在经开区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为在华最大单笔投资。推进GE医疗北京影像设备制造基地获评“灯塔工厂”,成为中国医疗设备行业首家灯塔工厂。
两千多年前,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亲手种下七株仙茶,开启了世界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岁月流转,到了宋代,“蜀茶尽出雅州”的商贸盛景让雅茶声名远扬。从“仙茶七株,不生不灭”的皇家贡茶传奇,到茶马古道上“以茶易马,汉藏交融”的文明对话,雅安的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千年文明的交融与传承。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罗森: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它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我希望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我最初在大英博物馆开始职业生涯,因此我的研究重点一直围绕“物品”,也就是文物。我喜欢通过观察文物寻找线索,尝试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2010年,我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退休后,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早期文明。 如今,我关注的领域包括地理、地质与气候变化,以及丝绸之路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