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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加强统筹领导。强化中药管理和产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健全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机制,提供便捷服务,推广产业发展典型经验,弘扬中医药文化,营造良好的中医药发展环境。加强对中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发挥行业社会组织的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中药企业的指导服务与合规提醒。
在木府旁的牌坊上写着“天雨流芳”四个大字,在纳西语中谐音为“去读书吧”。明清时期,丽江古城开始兴办学堂,让当地各族群众广泛接受文化教育,“读书明礼”逐渐成为丽江人的家风家教。各族居民在古城和睦相处,各民族文化在古城汇聚、碰撞、出新。
肇兴镇上寨村的陆东辉,作为侗族乐器制作州级非遗传承人,同样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了自身价值。他从小酷爱侗族文艺,对制作和弹奏各种乐器,尤其是侗族琵琶情有独钟。看到家乡发展越来越好,他选择回乡创业,把爱好变成了事业。从2017年回乡创立非遗工坊,起初年收入不到3万元,到去年已增长至36万余元,今年春节至今销售额更是达到10万元。陆东辉难掩激动地说:“一定要把侗族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履行好传承人的责任,展现民族文化魅力。”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四是突出开放合作。既有政府间科技合作对话,又广泛邀请国际科技组织及全球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参与,链接全球创新智慧、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二是聚焦年轻新势力,打造产业生态优势。上海科创资源丰富,是年轻一代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海瞄准新领域新赛道,鼓励更多年轻人在产业创新中“挑大梁、当主角”,在城市发展中“创大业、展宏图”。特别是,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打造“模速空间”“模力社区”,成立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打造全链条、全要素开源服务体系,优化产业生态,增强创新浓度和开放力度,更好让年轻人在上海施展才干、成就梦想。
案头,一朵朵青花牡丹在素白的坯体上徐徐绽放,花瓣的浓淡细腻入微。耄耋之年的他,手腕轻转,笔锋游走,青花料如烟似雾般晕染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