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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府旁的牌坊上写着“天雨流芳”四个大字，在纳西语中谐音为“去读书吧”。明清时期，丽江古城开始兴办学堂，让当地各族群众广泛接受文化教育，“读书明礼”逐渐成为丽江人的家风家教。各族居民在古城和睦相处，各民族文化在古城汇聚、碰撞、出新。

　　“大家都知道，以往我演的坏人比较可爱，大多出现在喜剧里，观众看完也就是当时恨一下，恨不起来太久。但这次这个角色，观众看完可能会从骨子里‘恨’他。”

　　以摩根大通为例，在2月创下280.25美元的新高后，摩根大通股价连续三周震荡下跌，尽管本周股价有所反弹，但仍较2月高点跌超10%。(完)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合计占比达到64.8%。这两项收入的增减，直接决定着民众是否有钱可花。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当前，武汉正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武汉‘樱花之城’的城市形象具有较高辨识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院长邓爱民认为，以樱花为对外窗口，武汉可加强与国际旅游机构和文化组织的合作，打造国际水准的文化旅游盛会，同时提升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让武汉从“一枝樱花”升级为“全域春天”。(完)

2025年2月9日，天气寒冷，但罗森教授的热情让我顿感温暖。见面时，她微笑着有些歉意地说，一早忘了开暖气，建议我先别急着脱大衣。于是，我和她面对面坐在起居室的暖气片旁，开始了这次促膝长谈。她风趣幽默，很快让我放松下来，当我问：“能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她立刻回答：“当然，立刻，马上！”让我忍不住笑出声。采访前的拘谨瞬间消散。她还很贴心地将手机调成静音，同时叮嘱我采访结束后一定要提醒她恢复提示音。这场对话毫无生疏感，更像是与一位认识了多年的老师畅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