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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19日称,其已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夺回了连接加沙北部和南部的内察里姆走廊的部分地区。以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军方将很快命令巴勒斯坦人撤离战区。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3月20日电 据韩媒20日报道,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以179票赞成、8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韩国第一夫人的“金建希常设特检案”。
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
当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起身前往厨房倒水时,我独自留在她的起居室,有些无所适从。目光游移间,这个充满故事的空间逐渐映入眼帘。门后的墙上,一副对联跃入视野,字迹苍劲有力:“春满乾坤福满门,天增岁月人增寿。”对联中央,一座深棕色的木柜静静伫立,柜上摆放着一对青花瓷器,瓷器之间是一只红色提篮,宛如古代送餐的食盒。古董木椅上搭着威廉·莫里斯风格的沙发垫,繁复的藤蔓花纹与波斯风格的地毯遥相呼应。窗框旁的墙面饰有“麦金托什玫瑰”壁纸。透过落地窗,庭院中的花园尽收眼底。窗前,一张简朴的书桌上,青花瓷瓶台灯放在一角,旁边堆着两摞资料。壁炉两侧的书架上,书籍寥寥,却错落陈设着形态各异、带有不同文化韵味的瓶瓶罐罐。整个房间仿佛是一个微缩的世界,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古典与现代在此碰撞。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加剧,当日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拉法等地,至少有11座住宅建筑物在遭受袭击后受损。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