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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获得成功,印证了《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宅芬模谎艄。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记载。
当教育赛道从单一高考转向多元竞争时,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所谓的“超前学习”模式,究竟是选拔、培养科学人才的必须,还是催生了另一种教育功利主义的变体?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据介绍,“在川台湾美食地图1.0”收录成都地区的17家台湾特色美食餐饮店,涵盖甜品店、咖啡店等多种类型,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份“舌尖上的台湾”指南,也为在蓉台湾餐饮从业者搭建更广阔的展示平台。
这一青藏高原气候及环境变化研究重要成果论文,近日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自然-地球与环境评论》(Nature Reviews Earth& Environment)发表。
走进霁月谷景区,油菜花正盛开,金黄色的花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霁月谷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游客来此不仅可以欣赏美丽花海,还能参与露营、烧烤、垂钓等活动,花盛期每日接待游客达上万余人次。
聚焦企业普遍反映的海外贸易服务体系不健全问题,晋江还推动设立了阿联酋、肯尼亚等8个海外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市场机遇咨询、产品宣传、发展规划等一站式出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