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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防污的户外用品、一些食品包装材料里都含有全氟化合物。全氟化合物因其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在环境中具有极高的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可在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长期积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港人到内地旅游、工作、生活及居住。此次推出的两项新安排,大大提升港人在内地工作、生活、出行的便利度。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辽宁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近年来,辽宁不断加大开门迎客力度,2024年来辽外籍人士增幅达79.7%。
罗森:因为我年纪大了(笑)。还有一个原因是,到我退休时,我已经去过中国大部分的重要遗址,见过大量的文物,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中国考古遗址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既来源于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建立在我多年的阅读积累之上。我最初想写一本关于中国与草原关系的书,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早期文明,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但出版社认为这个话题太冷门,希望我写一本和器物相关的书,于是我就选择了墓葬中的器物作为主题。我仍然希望未来能写一本书,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草原、百姓、三星堆以及和海洋的联系等,塑造发展自身。
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气象部门、同仁医院等组成专家团队开展多项研究,方便市民及时应对。与卫健部门联合进行科普宣传,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植物花粉和过敏预防等知识;组织园科院、农林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开展花粉治理科技攻关,选育无粉或少花粉植物品种,验证人工调控柏科植物球花数量的可行性并开展特定区域过敏原植物群落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