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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在培育人工智能领域耐心资本方面,东莞“一号文”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将统筹设立规模不少于50亿元的人工智能子基金群。同时,深度参与国内人工智能企业股权投资或资产并购,到2027年推动15宗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项目落户东莞。
韩学界和民间组织方面,民主主义法学研究会、《禁止歧视法》制定连带、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民主社会律师会等团体提交请愿书。
在以往,田间地头堆积如山的蔬菜尾菜随处可见,这些民众口中的“烂菜叶”含水率高、保存期短,很容易造成腐烂,且携带病菌和虫卵,直接还田将对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一度让菜农们头痛不已。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其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中。以“百万保障”骗局为例,诈骗分子通常冒充客服,精准说出受害人信息,降低其防备心,随后以高额续费和征信影响制造恐慌,诱导受害人下载聊天软件或点击指定链接,通过屏幕共享获取手机操作权限,套取银行账户及电子银行等关键信息,进而实现资金转移。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已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约95%的进出口货运量由海运承担。2024年,我国海洋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元。我国海上专业救助打捞队伍,承担着海上人命救助、环境救助、财产救助的使命,目前拥有各型救捞船舶217艘,救助航空器32架,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履行有关国际公约和海运双边多边协定的义务。
设计创新、施工创新、管理创新、科研创新、“四新”技术……在上述工程指挥部,展板上一一列举项目建设的亮点,项目整体呈现“两高、两难、七首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