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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中华文明的广阔气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中积淀了对各种不同文化吸收和融合的智慧。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还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华文明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吸纳了这些外来文化，并将其融入本土文化中。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文明之一。各个少数民族和宗教都在中华文明的包容下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不同思想流派可以并存，不同价值观念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

　　经查，陈玉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于吃喝享乐，长期频繁接受宴请，违规接受旅游、健身等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要求，干预和插手司法及执纪执法活动；甘于被“围猎”，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重庆3月20日电 (张旭)3月19日，重庆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美好家园”建设计划发布暨签约活动在当地举行，通过土地推介、发布《重庆市“美好家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下称《行动计划》)等方式，促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罗森：哦……如果你是杰西卡，如果你在西方长大，你可能不会觉得三星堆的独特性有多么神秘。举个例子，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化差异显著，斯堪的纳维亚孕育了辉煌的维京文化，与法国的文化也截然不同。在欧洲，地理上的分割主要由海洋塑造，而在中国，山脉则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你们的文化是被山脉塑造的，而我们的文化是被海洋塑造的。四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地理环境优越，资源丰富，但四周被群山环绕，因此长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

罗森：因为我年纪大了（笑）。还有一个原因是，到我退休时，我已经去过中国大部分的重要遗址，见过大量的文物，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中国考古遗址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既来源于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建立在我多年的阅读积累之上。我最初想写一本关于中国与草原关系的书，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早期文明，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但出版社认为这个话题太冷门，希望我写一本和器物相关的书，于是我就选择了墓葬中的器物作为主题。我仍然希望未来能写一本书，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草原、百姓、三星堆以及和海洋的联系等，塑造发展自身。

　　在地方政府的密集表态中，“应用”成为当下的关键词。比如深圳在《行动计划》中描述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环境时，首先便提出“应用场景最开放”，包括“围绕五大政务领域每年开放100个以上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