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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一系列政策礼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俏认为，从中长期看，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其增速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是长期的全球性挑战，但中国却有相对优势，中国所拥有的大规模生产场景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而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场景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底层原因。

　　二是突出成果共享。通过技术交易大会、前沿科技大赛、重大科技成果发布等活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合作平台，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对接和产业化，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张力教授团队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肖庆忠教授团队合作获得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知名心血管期刊《循环》(Circulation)上。

　　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与多家科研机构协同攻关，在星地量子通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研究出国际首颗量子微纳卫星“济南一号”，并持续推动量子卫星地面站的小型化研究，相对第一代重约13吨的地面站，完成此次实时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的地面站重量降低了约两个数量级，达到低于100kg的水平。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例如，提高部分学生资助补助标准，既降低教育成本，又能释放教育消费潜力；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既缓解养老、育幼压力，又能促进银发经济与婴幼儿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