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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黄土高原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解和忽视。实际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多个方面。任何进入中国腹地的人,基本上都需要穿越这片广阔而海拔较高的区域。而黄土本身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地质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黄土,中国可能不会发展出深墓的概念。建造巨大墓葬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黄土为其提供了条件,否则,人们可能依旧沿用早期那种浅墓的模式。黄土的松软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向地下挖掘,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发现。后来,人们越挖越深——到秦朝,陵墓深达30米,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实现的。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毛宁:我注意到有关报告。关税等贸易壁垒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经贸分歧应当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而不是让全球经济承担代价。对中国来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完)
毛宁表示,打击毒品犯罪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中国是法治国家,对不同国籍的被告人一视同仁,严格依法公正处理,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加拿大方面的领事权利。
有美媒报道说,在“关税混乱”造成股市大跌并引发华尔街的恐慌性抛售之后,那些曾试图表现得冷静甚至乐观的企业高管们开始疯狂地给白宫打电话。近日特朗普召集的企业圆桌会议也创下了出席人数的纪录。
香港沙龙电影公司主席、亚洲内容产业峰会主席汪长禹致辞时表示,乐见峰会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内容产业合作,期待各方携手探索内容产业发展新模式。
“项目研发的固废基胶凝材料应用于半刚性水稳基层,实现半刚性基层的三层连铺,有效减少水稳基层开裂,缩短50%的施工周期。”吴传山表示,项目在设计阶段,对填方高度介于3米—6米的路基边坡采用植物纤维毯代替圬工防护,每平方米节约造价40%,全线共使用植物纤维毯总面积超130万平方米。“与硬质护坡相比,植物纤维毯每平方米年固碳量增加约2千克,预计每年可新增固碳量约26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