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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确实很少主动探索远方，对外界的认知也比较有限。中国对中亚有所了解，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些西域的情况，而政府也能从外交往来中获得一定的外部信息。至于郑和的远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航海壮举，但它的本质与欧洲的航海探险不同。别忘了，郑和是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是代表明朝向外界展示国威。永乐皇帝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希望通过郑和的航行来彰显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

　　3月20日电(钟新军)据共同社3月16日报道，日本计划今年在九州地区部署远程反舰导弹。2天后，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美军准备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第2套“堤丰”中程导弹系统。

　　1—2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83.4亿美元，同比下降5.6%；新签合同额353.4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其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0.6亿美元，同比下降5.2%；新签合同额309.2亿美元，同比增长33.7%。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改革方案》提出，山东将完善监管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推出“涉企联合检查一张网”，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减少入企检查频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持续拓展“一件事一次办”范围，升级“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全领域深化“无证明之省”建设，全面推广应用“鲁通码”，推动惠企便民政策“免申即享、快速直达”；加快“齐鲁一表通”推广应用，减少基层填表报数负担。

　　济南3月20日电 (吕妍)以“多元世界，融通发展”为主题的2025国际产教研融合发展对接会3月20日在山东济南举办。会上，“国际产教研融合发展合作社”揭牌成立。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重庆市正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系列决策部署，加快推动从好房子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区，从好社区到好城区的“美好家园”建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