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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无聊，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84岁的退休老师李阿婆说，女儿在国外，老伴失能去了护理院，她一直独居在家。虽然每天做做家务也算充实，但没有社交生活实在太无聊，直到机缘巧合参加了这场聚会。一顿饭吃下来，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让李阿婆笑到合不拢嘴，连说好几句“开心”，她已经好久没和人这么长时间面对面交流了。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3月20日电 据韩媒20日报道，韩国宪法法院消息称，宪法法院将于当地时间3月24日上午10时就遭停职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进行宣判。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3月20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线上记者会上，意外接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电话。泽连斯基解释称，双方交流频繁，平均每天通一次电话。

罗森：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墓葬文化了解很少，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海洋的影响远不及陆地，而山脉和草原的作用更为直接。对英国人来说，海洋和维京文化至关重要，因此英国的博物馆里经常能看到维京人的遗物。而在中国，博物馆里很少能见到来自海洋的文物。如果你仔细找，就会发现不少来自草原的器物。但我的观察是，中国对草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