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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与原《协定》规定仅能按照固定线路开展国际道路运输相比，新《协定》将双边国际道路运输合作范围拓展至全域运输、过境运输及第三国运输，同时对运输车辆和人员出入境管理、证件互认、税收互免、签证便利、通关便利及信息共享等作出了系统性、制度性安排，为进一步推进中哈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提供良好条件。

　　此外，山东支持各级各部门围绕工业制造、医疗健康、地理空间等领域，采用政府和社会机构协同的方式，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并出台财政支持政策，鼓励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共同打造高质量数据集。

　　上海市投促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蒲亚鹏在发布会上称，2024年，上海工业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有许多具有显示度的项目，比如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从去年5月开工到今年2月投产，再度刷新“特斯拉速度”。(完)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2007年，来自南非的创业者高天成(Grant Horsfield)在莫干山三九坞创建“裸心乡”，当地首家“洋家乐”民宿诞生。如今，该地拥有各类民宿近900家，吸引法国、英国、荷兰、韩国等18个国家的投资者，“民宿+”持续升温，年营收超30亿元人民币。

　　顾宗彪：因为公交车没有像地铁、高铁等有安检设备，也没有专门的安检人员，很多时候还是人挤人，只能靠驾驶员的细心辨别。因为该驾驶员考虑到电动行李箱中的锂电池容易接近限制额度，可能存在自燃爆炸等安全隐患，所以没有让该乘客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