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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激发劳动者潜能，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马克思曾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激发劳动者的潜能。具体而言，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打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特别要努力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极大增强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鱼晓辉告诉记者，为了解客户需求，他也经常会和老人们聊天，很多故事让他非常感动。有50年没见面的同学聚会，大家调侃着曾经的初恋情侣，已经从小伙姑娘变成大爷大妈。时光转瞬即逝，老人们就餐结束也不去唱歌，而是坐着聊天，憋了50年的心里话一天怎么说得完？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19日，美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主席莫伦纳致函6 所美高校校长，要求其于 4月1日前提供该校中国留学生详细信息等，称中国在美顶尖机构安插研究人员，使其可直接接触两用敏感技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家住新疆阿图什市的加热拉·努如拉从2009年开始往返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对于新建成的“司机之家”，他感受颇深。“有一次我带的降压药吃完了，国外也买不到，只能找人帮我送过来。现在好了，国际‘司机之家’里就有。”

澎湃新闻：我还没有去过石峁，但我知道您2024年曾去石峁遗址考察。这处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改变了学界乃至公众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