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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充分显示：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时，中华文明又总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期待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不断彰显，在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

　　孩童吟唱的古歌、鼓楼不熄的火塘、蜡染匠人被染蓝的指缝，都是侗寨文化的密码。侗族大歌走向世界舞台，鼓楼文化融入现代建筑，蜡染技艺通过时尚设计焕发新生，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激活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张某做出摆拍动作，进行各种“表演”，王某则拿着手机拍摄数段视频：张某把拖地用的海绵拖把放在炒锅里洗刷后，再用拖把擦油烟机和墙壁；张某在印有肉类字样的盒子里洗海绵拖把，再用拖把拖地；先将肉丸子扔进垃圾桶里，张某再把肉丸子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放进操作台上的不锈钢盆里，做出继续烹饪的样子。为掩人耳目，二人均在视频中作了不露脸处理。

罗森：我在大学里主修了中国文化，分别获得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以及中文学位。1971年，我完成了中文学位，并于197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时我还很年轻，对中国既充满惊讶，又无比兴奋。从那一刻起，我对中国的兴趣便与日俱增。我一直希望中国能更加清晰地向世界阐释其独特的魅力，也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理应更加自信；当然，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挑战，但我对中国始终充满欣赏与敬意。但像我这样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学者其实是少数。遗憾的是，这个领域的人数依然稀少。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而这一领域往往涉及政治，常常会变得颇为复杂。我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政策持认同态度，但在西方学术界，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同事的不满。然而，研究古代中国就很少会有这样的顾虑。选择研究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现象。

　　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感谢中方为柬方提供的无私帮助。柬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二是还须努力。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需求偏弱等问题尚待有效化解。实现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我们还要付出艰苦努力。当务之急，抓住经济回升时机，拿出更加强烈的担当、更加积极的作为，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