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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成协中表示，强制注销实际上是通过行政机关强制介入的方式，矫正经营主体在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后而又怠于履行注销职责的一种制度设计。

　　成协中认为，此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重点对强制注销的程序作出细致规定，弥补了关于强制注销的制度缺漏，对于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公司治理制度，激发市场活力，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制度价值。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量子保密通信是迄今唯一可实现“信息论可证”安全的通信方式，将大幅提升现有信息系统的安全传输水平。目前，基于光纤链路的城域城际量子通信已发展成熟并初步得以应用，为实现远距离乃至全球化的量子保密通信，需要克服光纤存在的固有损耗以及难以覆盖全球的问题。

　　据《韩国时报》报道，外界分析指出，韩国宪法法院正在谨慎处理弹劾案的最终裁决。法院不仅需要仔细梳理判决依据，还需评估可能引发的社会对立与动荡风险，因此审理时间较以往更为延长。

　　种业侵权“花样翻新”，带来了多方面危害，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还阻碍了我国种业产业的做大做强。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钱前认为，种业企业创制一个新品种可能需要十年到二十年时间，如果原始创新屡屡被侵权，势必会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缺乏核心知识产权，也会阻碍我国种业产业做大做强，因此要充分认识到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