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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台风、暴雨、龙卷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境内的1000千伏泰吴特高压交流线路和±800千伏锡泰特高压直流线路是远距离输送西部风光电新能源和支撑长三角能源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需要提升特高压输电通道巡检能力。

　　近年来，济南积极布局量子科技这一未来产业，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5.2万平方米的“三楼一体”产业载体，专门支持量子产业发展，量子科技的“济南力量”日益凸显。

罗森：主要是模仿自制的，具体的传播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战车并非中国本土的发明，这一点在几十年前或许还不为人知，但如今已经成为学术共识。类似的，马匹最早也不是在中国驯化的，而是从外部传入的。如果你查看商代甲骨文，会发现商人长期与羌作战。羌人大致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这些北方民族又与西伯利亚文化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可能成为桥梁，使得西伯利亚的兵器先传入北方草原，再逐渐渗透到中原地区。这些兵器和装备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经在中国广泛出现。当然，并非青铜时代的所有技术都是外来的，中国的青铜礼器就是中国完全自主发明的，中国独特的青铜礼器文化是西方所不具备的。然而，金属冶炼这一工艺并非起源于中国，而是随着游牧文明的扩展传入中国。你们采用陶范浇铸的方法制造青铜器，这表明中国独立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陶范铸造技术。而在西方，我们最早使用的是锤击工艺，这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节省金属。此外，西方还发展出了失蜡法——先用蜡塑造器物形状，外部裹上泥，随后加热使蜡熔化流失，再将熔融金属倒入空腔成型。这两种技术在理念上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直到佛教传入后，才在佛教造像中使用失蜡法。即便在古埃及，青铜器的制作依然以锤击工艺为主。

　　黔山秀水，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总书记对贵州寄予厚望。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