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
罗森:绝对改变了。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门学科让我的大脑变得更敏捷、更灵活。学中文需要高度依赖记忆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学中文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比如像现在这样跟你聊天,我会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乐观。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年纪大了,也算行事得当,因此得到了很多尊重。北京大学和杭州的中国美院授予我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拓宽了我的人生维度。这个“维度”指的是,我可以接触另一种文化,了解另一个社会。
“银发列车游玩时间很充足,对老年人十分友好。旅程中还提供了免费旅拍服务,我们拍照打卡、赏花看景,感觉又回到了年轻时出游的美好时光。”乘坐2025年宁夏首趟“银发旅游专列”的74岁乘客杨存斌说。
在广州,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1万家,75%的养老床位、100%的养老服务综合体、100%的长者饭堂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推动银发经济集群化发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银发经济“新生态”浪潮,激发了市场的更大活力。
罗森: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更像是为了营销和吸引游客而制造的噱头。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蜀国的文化仍然与中原存在显著差异。直到公元前4世纪秦国征服蜀地之前,蜀地始终未真正融入中原文化圈。不可否认的是,与石峁相比,三星堆的宣传确实做得更成功。同时,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展现出鲜明的地方风格。三星堆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颗璀璨明珠,但若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三星堆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突出。三星堆的确代表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其中的器物风格在中国其他地区较为罕见。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良渚文化,良渚同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有句常话,“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的文化”,三星堆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案例。三星堆的居民从中原地区学习了青铜铸造技术,但在器物的造型设计上完全遵循自己的审美理念。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描绘这样一幅图景:中国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和西亚的文明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石峁遗址的重要性远超三星堆遗址。
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2024年,北京AI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11个,数量全国第一;9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居全国第二;9个创新药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居全国第三;27个项目入选国家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揭榜挂帅优胜单位名单,数量居全国首位。在细分领域出台合成生物制造、医疗器械、细胞与基因治疗(CGT)、脑机接口等专项政策,全力赋能发展新赛道。
罗森:以前的教课任务繁重,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研究。我眼力很好,擅长观察。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研究,不过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我首先得弄清楚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所以,那25年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博物馆的地下储藏室里,一件件地仔细查看那些文物。大英博物馆里的早期中国文物,我几乎都认识。换到现在,那段经历可能很难再有了。当时博物馆的管理比现在宽松,而现在,如果策展人想进文物储藏室,得先获得许可,再向安保部门报备,流程要复杂得多。除了熟悉馆藏,我还要写文章,因为研究工作是获取经费的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学,资金来源都与研究成果挂钩。此外,我还要策展,要去美国、日本考察不同博物馆的馆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1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打基础。后来我去了大学工作,生活方式、科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