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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连续不断的历史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的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其创新性。这种创新性突出体现在思想、科技、制度等方面。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在人性、道德、政治等方面提出了独特见解;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哲学思想更加开阔;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思想领域的创新发展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同样令世人瞩目。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之作,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制度创新也为世界所称道。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等使得中国具备了高度统一和稳定的政治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体系。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当中国男足18日在利雅得进行抵达沙特阿拉伯后的首场公开训练时,从国内出发的球迷们也都陆续抵达沙特,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C组第七轮比赛上,继续为国足带来“第12人”的助威效果。
罗森:我认为,黄土高原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解和忽视。实际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多个方面。任何进入中国腹地的人,基本上都需要穿越这片广阔而海拔较高的区域。而黄土本身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地质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黄土,中国可能不会发展出深墓的概念。建造巨大墓葬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黄土为其提供了条件,否则,人们可能依旧沿用早期那种浅墓的模式。黄土的松软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向地下挖掘,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发现。后来,人们越挖越深——到秦朝,陵墓深达30米,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实现的。
沈阳师范大学日语外教仓岛清吾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比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辽宁的生活体验,辽宁涉外政务、生活服务如今已实现“跨越式提升”,尤其是本次活动能够帮助他们直接获取办事指南、解决实际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