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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例如，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而我们熟知的白瓷，也源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我的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许多装饰图案，如特定的花纹、植物图案等，最初可能源于西方，随后传入中国，被中国工匠改造、创新，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这种文化交流，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

　　辽宁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近年来，辽宁不断加大开门迎客力度，2024年来辽外籍人士增幅达79.7%。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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