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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鼓楼起身，村民们纷纷簇拥过来，热烈鼓掌，高声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高兴地回应说，侗族人民朴实、勤劳、有文化、有智慧，希望大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乡村振兴搞得更好，祝愿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首店密集上新、首展焕新场景、首发品激发购买热潮，首发经济已经成为各地擦亮城市名片的重要抓手。在首发经济加速发展的态势下，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营商环境建设、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品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把关，让消费者愿意从首次尝试变为持续消费，将流量变成留量。值得一提的是，各地也要在“因地制宜”上做文章，特别是各个中小城市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条件，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据孙彦龙介绍，林下经济激活了“沉睡的资源”。原本闲置或低效利用的林地变成了高效益的灵芝种植基地，10位林场职工在现有采伐的人工落叶松伐根上发展起灵芝种植项目，已种植灵芝4160段，种植面积3.5公顷，预计三年后每年平均产值10余万元。

　　例如，提高部分学生资助补助标准，既降低教育成本，又能释放教育消费潜力；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既缓解养老、育幼压力，又能促进银发经济与婴幼儿消费增长。

　　在高中课内成绩优异的前提下，保有长期持续的科学兴趣比各种超前学习经历能更好地预测拔尖学生的大学发展。可以说，真正成大才的关键条件，是“才能+兴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美术馆的莫奈特展、街角咖啡馆的创业者沙龙、黄浦江夜跑的灵感碰撞，都在为创新注入诗意。音乐会、博物馆展览、剧场演出应接不暇，随时随地带来层叠惊喜。注重包容度、烟火气的青年发展型街区、社区持续涌现，为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搭建社交便捷的“引力场”，也为创新创造供给灵感养分。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