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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龚六堂认为，当前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增长不快、占比不高、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

　　3月份通常是楼市一年当中首个交易旺季，俗称“小阳春”。今年楼市“小阳春”有所提前，记者从多个市场机构数据了解到，自春节假期结束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热门城市楼市回暖态势表现优于去年同期，“小阳春”行情初现。

　　(二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中药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培训、选拔力度，扩大岗位供给。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中药相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支持中药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和博士点布局建设，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完善高校、科研院所与中药企业的人员柔性流动机制。建设一批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培养一批中药领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培育造就一批中药领域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罗森：主要是模仿自制的，具体的传播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战车并非中国本土的发明，这一点在几十年前或许还不为人知，但如今已经成为学术共识。类似的，马匹最早也不是在中国驯化的，而是从外部传入的。如果你查看商代甲骨文，会发现商人长期与羌作战。羌人大致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这些北方民族又与西伯利亚文化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可能成为桥梁，使得西伯利亚的兵器先传入北方草原，再逐渐渗透到中原地区。这些兵器和装备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经在中国广泛出现。当然，并非青铜时代的所有技术都是外来的，中国的青铜礼器就是中国完全自主发明的，中国独特的青铜礼器文化是西方所不具备的。然而，金属冶炼这一工艺并非起源于中国，而是随着游牧文明的扩展传入中国。你们采用陶范浇铸的方法制造青铜器，这表明中国独立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陶范铸造技术。而在西方，我们最早使用的是锤击工艺，这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节省金属。此外，西方还发展出了失蜡法——先用蜡塑造器物形状，外部裹上泥，随后加热使蜡熔化流失，再将熔融金属倒入空腔成型。这两种技术在理念上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直到佛教传入后，才在佛教造像中使用失蜡法。即便在古埃及，青铜器的制作依然以锤击工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