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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成为村民的“科学种植引路人”。针对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志愿者们依据不同作物特性,现场示范科学种植方法,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控,一一耐心解答。种植户董兰庆激动地说:“以前种地光靠经验,效果不太理想。听了志愿者的讲解,学到好多新知识,今年丰收更有盼头了!”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活动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江北区人民政府、南岸区人民政府,重点推介了观音桥鲤鱼池、江北嘴溉澜溪、南滨路海棠溪等6宗优质地块。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指控:2006年6月至2021年2月,被告人吴英杰利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和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4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吴英杰的刑事责任。
6月13日9时,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广西、福建协助指导;新增针对河北、内蒙古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河南、山东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正在两省协助指导。
轰鸣声里孕育着新职业机遇。34岁的邓业冬教练整理着伞包回忆,2008年刚接触跳伞时中国职业跳伞教练还不多见,他亲历了跳伞教练队伍从稀缺到壮大的过程。为了接待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他们曾到俄罗斯、泰国等地学习经验,不断改善服务体验。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