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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例如，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而我们熟知的白瓷，也源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我的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许多装饰图案，如特定的花纹、植物图案等，最初可能源于西方，随后传入中国，被中国工匠改造、创新，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这种文化交流，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

澎湃新闻：您曾多次前往三星堆遗址考察，这个遗址以其神秘而奇特的文物吸引了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戏称其与外星文明有关。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19日称，其已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夺回了连接加沙北部和南部的内察里姆走廊的部分地区。以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军方将很快命令巴勒斯坦人撤离战区。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后，原则上应当由经营主体自主履行注销义务，这是公司被行政处罚之后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然而实践中，不少经营主体遭受行政处罚后没有充分动力去履行注销义务，甚至幻想继续以公司名义从事违法行为。

　　鲜花不止可赏，还能“打包”。此次活动中，朝阳区创新推出了鲜花消费场景“朝阳花坊”。市民游客在游园中，也可以通过购买鲜花把“春天”带回家。

　　他透露，决定接下这部戏，是被剧本层次打动，试图在有限篇幅中呈现人物扭曲的成因。“这样一个看似疯狂、癫狂、内心扭曲的人物，背后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