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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中课内成绩优异的前提下，保有长期持续的科学兴趣比各种超前学习经历能更好地预测拔尖学生的大学发展。可以说，真正成大才的关键条件，是“才能+兴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兼联络部部长许乐敏说，盼望更多澳门企业带着“澳门制造”“澳门设计”，利用好广交会这一平台，登上国际舞台大展身手，让“澳门+横琴”联动发展新优势大放异彩，推动区域经济再上新高度。

　　在广州，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1万家，75%的养老床位、100%的养老服务综合体、100%的长者饭堂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推动银发经济集群化发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银发经济“新生态”浪潮，激发了市场的更大活力。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会上，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中国气象局龙卷风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孟智勇，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博士张育宸作主题报告。

　　如今，穿行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早已不复存在，但丽江古城依然繁华兴盛。这里动静皆宜，昼夜精彩。餐饮、住宿、旅拍、手工艺品、演艺等业态丰富多样，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景区管理和服务更智慧，2万多名原住居民、5000多户商户、成百上千万游客和谐共融。

罗森：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墓葬文化了解很少，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海洋的影响远不及陆地，而山脉和草原的作用更为直接。对英国人来说，海洋和维京文化至关重要，因此英国的博物馆里经常能看到维京人的遗物。而在中国，博物馆里很少能见到来自海洋的文物。如果你仔细找，就会发现不少来自草原的器物。但我的观察是，中国对草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