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中学近 5 年本科升学率、一本率、重本率全景展示: 重新定义的价值观，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吗？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罗森：绝对改变了。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门学科让我的大脑变得更敏捷、更灵活。学中文需要高度依赖记忆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学中文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比如像现在这样跟你聊天，我会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乐观。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年纪大了，也算行事得当，因此得到了很多尊重。北京大学和杭州的中国美院授予我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拓宽了我的人生维度。这个“维度”指的是，我可以接触另一种文化，了解另一个社会。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但随着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正在逐步接近名义税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痛感会更明显，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承担可能会选择停业，这不仅影响就业，更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观影《哪吒2》，让我有了很多新体验。感叹科技的无限可能，古老的神话故事变成活灵活现的画面。”来自台湾桃园市的“60后”张先生表示，电影在动画制作上给了他很多惊喜。他说：“最感动我的是把中华文化的亲子之爱写进故事里，在观影中我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在鱼晓辉看来，“一日聚”已经成为老年人的“轰趴俱乐部”，他们在这里社交、娱乐、相亲，甚至会请求工作人员去向心仪的老人要微信。因为不是奔着相亲来的，目的性不强，反倒感觉不错。“他们只是外貌老了，内心和年轻人其实一模一样，甚至更会玩。”鱼晓辉说，他觉得社会对老人有很多误解和刻板印象，只有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倾听他们的需求和心声，才能开发出最“贴肉”服务，从而受到老人们的欢迎，这是他转投银发产业后最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