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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日坛公园“朝阳花坊”也是朝阳区建立的首家朝阳花坊,活动现场还同步在“朝阳家园艺驿站”进行了“朝阳花坊”揭牌,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此品书香、闻花香还可以购买鲜花,装点房间、阳台,为首都大花园增色添彩。(完)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罗森:数字技术已经对考古学带来了巨大变革。当前的考古研究越来越依赖数据的分析,比如化学分析、骨骼医学研究和DNA检测等,这些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虽然实验和分析通常由化学或生物技术来完成,但所有的研究数据最终都会被整合进庞大的数据库中,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没有计算机,我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DNA研究,也无法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人群的起源与演变。
三是善用多元解纷,努力促成双赢多赢共赢。在“莱克思蒂(LEXTEEWS)”等玫瑰品种侵权案和涉“手撕凤梨”种植合同纠纷案中,审理法院秉持司法为民宗旨和平等保护原则,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促使各方当事人同理共情,化“侵权实施”为“合法许可”,变“对簿公堂”为“和合共赢”,做实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牛向东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牛向东利用担任丹东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丹东市副市长,丹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澎湃新闻:您2023年出版了新书《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这本书的中文版将于2025年秋天上市,期待!在浏览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后,我发现您的这部作品和之前的作品写作角度有些不同,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