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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孙彦龙介绍，林下经济激活了“沉睡的资源”。原本闲置或低效利用的林地变成了高效益的灵芝种植基地，10位林场职工在现有采伐的人工落叶松伐根上发展起灵芝种植项目，已种植灵芝4160段，种植面积3.5公顷，预计三年后每年平均产值10余万元。

罗森：我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特别关注其早期的来源。中国早期的兵器深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常与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人作战，面对他们的南下进攻，中原地区的人们需要反击，于是开始模仿西伯利亚的兵器。这些兵器由中国工匠自行制造，但其风格和设计明显源自西伯利亚传统。如果你仔细研究商代的兵器，比如安阳出土的商代兵器，会发现它们与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兵器高度相似。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

　　6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被开除党籍，涉嫌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在问答交流环节，公司管理层与媒体、投资者、分析师等参会嘉宾充分互动，就房地产行业发展新模式、REITs平台规划等市场热点关注问题进行了解答。

　　8月28日上午，中国煤矿文工团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文工团领导任命决定。经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决定，任命靳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团长。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澎湃新闻：我还没有去过石峁，但我知道您2024年曾去石峁遗址考察。这处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改变了学界乃至公众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