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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6月17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陈政高同志多位亲友处获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部长、党组书记陈政高同志，因病于2024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罗森：因为我年纪大了（笑）。还有一个原因是，到我退休时，我已经去过中国大部分的重要遗址，见过大量的文物，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中国考古遗址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既来源于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建立在我多年的阅读积累之上。我最初想写一本关于中国与草原关系的书，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早期文明，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但出版社认为这个话题太冷门，希望我写一本和器物相关的书，于是我就选择了墓葬中的器物作为主题。我仍然希望未来能写一本书，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草原、百姓、三星堆以及和海洋的联系等，塑造发展自身。

　　农业农村部派出3个由司局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7个科技小分队，赴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7省，指导各地做好抗旱准备和应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夏收夏播。

　　当中国在提振消费时更突出民生属性，“就业—收入—消费”这个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循环有望更加畅通，为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技术交易方面，将举办全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会等十余场技术交易活动，来自34个国家的30多家专业技术转移机构、120多所高校院所、200多家创投机构、2000多家创新企业共同参与，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供需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