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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黄国也对新措施表示认可。他表示，两项安排充分显示内地善用电子政务的优势，通过科技赋能，持续创新出入境管理服务，切实解决实事难事，为港人在内地生活、就业、就学、安老等不断提供便利。

　　“天工”仅仅是一台机器人吗？非也。大处看，它还是一些企业、科研机构的“母平台”，可借此在具身大脑等前沿领域加速探索。上游，优必选、京城机电等为研发“天工”提供资金、技术和应用场景支持；下游，奥比中光的视觉传感器、因时机器人的“灵巧手”等与“母平台”实现无缝对接。立足大平台、精研小装备，大中小企业各展所长、分工协作、融通发展。由此，可以看到“抓大育小”“以大带小”的方法。

　　广西南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余祖鑫介绍，随着全线铺轨顺利完成，南凭高铁崇凭段路基、桥梁、隧道、铺轨等站前工程已全面收官。当前，全线2000多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四电”工程、房建工程建设，全面冲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的目标。

　　同时，无锡将打造更为优越的开放环境，锚定打响“投资无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持续高效落实《外籍人士来锡便利化十项措施》，为各国友人在无锡投资发展、工作生活保驾护航，绘就更为壮阔的开放图景。

黄土的影响不仅限于墓葬，它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首先，黄土覆盖了岩石，使得金属矿藏难以显现，这或许是中国较晚进入金属冶炼时代的原因之一。其次，黄土覆盖了大面积的石料资源，使得早期建筑主要依靠黄土，人们用夯土建墙、建房，甚至挖窑洞居住。更重要的是，黄土的特性促成了“台基”（即建筑物的高台）的发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商朝之前），人们就在黄土高原上修建夯土台基，并在其上建造重要建筑。这种做法不仅能增强建筑的稳固性，也有助于防御外敌。台基越高，建筑越重要。这一传统延续至青铜时代，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遗址的建筑都依赖台基。这种建筑形式甚至影响到紫禁城，其主要宫殿同样建立在高台之上。有趣的是，即便在西方模仿中国的建筑风格时，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高台结构的影响。表面上看似砖石砌成，实际上内部多为夯土结构，仅外覆一层石材。我当年写《莲与龙：中国纹饰》时，还未涉及“台基”这一概念，但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中，我在结论部分特别补充了部分内容，将“台基”这一建筑传统纳入其中。你去过石峁吧？我认为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石峁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北部，是经济模式变革的关键区域。随着牲畜的传入，当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是石峁，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渭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区域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例如，在山西碧村，也发现了与石峁类似的建筑结构。这两处遗址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在康定市，交通、市政部门调集铲雪车、融雪剂，重点保障折多山和康定城区交通畅通，向高海拔农牧区紧急发放应急饲草料、陈化粮百余吨，将矿泉水、面包和方便面等物资发放给未及时通过降雪路段的滞留人员，并协同交通、交警部门开展道路疏通保障及应急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