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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必要补充”成长为“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新时代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国家发展步伐同频。国家重大战略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技术、资本、政策等全方位的支持,民营经济通过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既能实现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张,又能反哺战略目标的落地,形成“战略指引—创新突破—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如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国家能源集团与动力电池企业共建储能电站,打造了国企提供电网接入和土地资源、民企贡献电池技术与运营经验的合作新模式,形成了“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协同发展态势。再比如,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我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年均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占比49.6%,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成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与受益者。
戴伟恩当日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区域国别论坛之“大使讲坛”活动,并指出,碳排放交易领域是挪中两国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40%以上。“可以说,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气候变化减缓措施。”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青年发展型城市”,连续三年被写进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凝结着上海这座城市对于青年人才的厚爱与深情。2024年数据显示,上海人才资源总量超过675万人,来沪工作和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排名全国第一,成就一座群英荟萃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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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内外标准认证衔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外贸标准认证衔接调查,组织国内国际标准比对,提升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打通出口产品内销的堵点,降低企业市场转换制度成本。
何咏前表示,2025年1—2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9.7亿美元,同比增长9.1%。其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5.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