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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扬介绍了去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在加强行政性垄断监管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表示，下一步，总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开展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强化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着力解决限制企业迁移、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限制招投标、设置隐性壁垒等突出问题，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无锡在经济领域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其丰富多元的文化旅游资源同样熠熠生辉。在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每年春天，3万余株樱花在绿水青山之间尽情开放。作为“世界三大赏樱胜地”之一，这里樱花如云如霞，配以江南园林的亭台水榭，更是如诗如画一般美好。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我们2020年开始在(中国)国内举办老年木玩比赛，2024年考察欧洲市场后，成功将老年木玩出口至德国。”马达飞表示，他们相继研发100余种老年益智类、运动类、手工类和康复类木玩产品，从逻辑思维、记忆力等方面提升老年人大脑活力。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家长的教育焦虑以及培训机构的刺激和渲染带来的竞争激烈态势的假象，往往会带来过度教育，这种“超前学习”对孩子甚至对潜在拔尖人才带来真正的伤害。

　　中华文明还注重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取营养。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断与世界文明交流，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同时，佛教东传、西学东渐，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近代中国，使得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其内涵。一百多年前，为了唤醒中国“睡狮”，为了挽救“神州陆沉”，一群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文化的觉醒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葆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华文明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