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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气候中心6月12日8时发布干旱橙色预警，根据最新气象干旱监测显示，安阳、鹤壁、焦作、开封、洛阳、漯河、南阳、平顶山、濮阳、商丘、新乡、信阳、许昌、郑州、周口、驻马店等16个地市72个国家级气象站监测到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级以上，并已持续10天。据天气部门预报，6月24日之前，全省将维持高温晴热天气，虽然部分时段有分散对流性降水，但无法有效缓解旱情。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凝聚在古城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间，更以鲜活的方式渗透在群众的点滴生活里。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老院落“活”了起来，方国瑜故居、天地院、恒裕公民居博物馆、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丽江古城打造了30个文化院落，为文化传承打造新的场域，为游客深度了解丽江提供新的视角。

　　但随着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正在逐步接近名义税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痛感会更明显，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承担可能会选择停业，这不仅影响就业，更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孙彦龙是长白山森工集团安图林业有限公司岛安林场的老职工。该林场位于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明月镇辖区，当地气候温凉湿润，森林覆盖率高，地理位置独特天成，素有“长白山下，边陲重镇”之美誉。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